消费者知情权与信息不对称之学理展开(五)

作者:董晓玲 发布时间:2005-10-15 11:08:53         上一篇 下一篇

(二)商品交换的地域维度与信誉

从上文信任博弈模型中可以发现,声誉是可以建立的,并可以在维持市场合作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这一点在生活中也有非正式经验的印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果得到的不是负面感受,固定的市场主体在长期的市场交换中会对对方产生“信任”。而“信任”为应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互相认可”的个人心理感受。对于两个固定具有长期交易关系的当事人来说,交易的任何一方都会对另一方的信誉形成相对固定的个人化的评价。以一个普通消费者角度而言,虽然他记不清日常消费中所面对过的所有经营者,但只要他记性不坏,总是会对部分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有切身体会。除了自身经验,他还可能通过广告、与他人的交流甚至道听途说等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1],从而形成对某个经营者比较固定的评价,作为以后与之交易的参考。

问题是市场活动并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交易的总和,而是无数市场主体交错互动的结果。“长期交易关系产生信任”这一策略的成效仅限于信息能够充分流动并且人们具有良好记忆力的情况。此外,此策略不能为市场的新来者所用。显然,除了时间,地域也是影响交易关系的重要因素。交易的地域范围涉及到市场的边界问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使用的就是“越界”的方法。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所能获得的信息与他所付出的信任是密切相关的。“熟人”与“陌生人”[2]的本质不同,就在于了解的深浅决定了信任的程度。

1.小社群——“熟人社会”的交易规则

在一个范围较小的地域之内,人们容易互相熟悉,并凭借这种“人情”上的相熟建立起信任。处在这种环境中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亦然。熟人社会的诚信所依赖的基础是熟人之间的信息对称和非流动性形成的约束力量。而市场的地域范围越大,参与者越多,互相熟悉的概率就越低。小社群的交易规则[3]有着明显的“熟人社会”的烙印。

(1)“差序格局[4]

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消费者对经营者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他对经营者给予的信任更多的是基于“认识”这种私人联系带来的身份上的认同。当事人之间除了单纯的物质交换外,还有人际交往意义上与人格相联系的的某种关系。为消费者所熟悉的经营者进入了消费者以个人为中心推出的“差序格局”的某个“圈”[5]。但是,由于只有“认识”这一层熟悉程度而没有血缘之亲,这个“圈”显然位于同心圆水波格局中较远而且较薄的位置。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主要基于血缘基础,扩大至地域范围或者基于人们之间直接的熟悉。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这个水波状的网络脉络分明,别远近、分亲疏,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发散活动中将熟人与陌生人极大地区别开来。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在对待熟人与陌生人时,态度总是有所不同。维系“熟人”关系的“交情”给出了一个可用于鉴别的身份标志,几乎成了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在这种关系社会中,伦理规范是处世的根本原则,而“伦”本身就是最重要、最亲密、最根本的私人间的关系——典型如君臣、父子、夫妇、师生、朋友。甚至在这最基本的五伦当中,也按顺序有亲疏远近之分。伦是有差等的次序。既然人之间的差等是以亲密程度划分,信任的天平自然向熟人倾斜,社会信任也必然是以熟人信任为基础。韦伯就说过,“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关系式的纯粹个人关系网上面”[7]。在这种熟人社会当中,人们之间的信任以身份识别为基础。人们本能地排斥陌生人关系、排斥偶然的市场交易关系。可以说,熟人社会的诚信是熟人之间的诚信,对于与陌生人进行的交往并不能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直至今日,在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家族企业俯拾皆是,与这种身份甄别的信任基础是分不开的。

(2)熟人社会的交换关系:人情纽带

a.道义责任

即使社会分工程度不高,发生于熟人尤其是亲属之间的消费交易也不是太频繁。一方面,进行这种差序区分的社会道德要求人们对相亲、相熟的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血缘关系越是亲密,熟悉程度越是深入,人们对对方所负的道义责任就越是重大。恤贫爱孤,扶危济困,“人情”的典型的交易方式是馈赠。这种方式与贸易有着相同的作用——济通有无。商业,在人情社会里是很难发展的。分毫必究的清算方式与熟人间被尊崇的“礼尚往来”格格不入,在某种程度上是陌生人之间打交道的“无情”方式的象征。之所以有“亲兄弟,明算账”这一说,就是因为有手足之情障碍,使得“明算账”的行为难以启动,算不算得明可能倒在其次。

b.信息对称与低流动性

熟人社会的诚信能够对人们产生约束力,还有赖于这种社会固有的两个特点:第一,是熟人之间相对的信息对称(这样,欺骗行为容易被及时发现);第二,是熟人间较低的流动性(这样使得欺骗行为带来的惩罚,或谴责能够落到实处,不易逃避) 。

熟人之间的交换——不论是用于贸易目的还是用于消费目的,总是处在信息较为充分甚至可以达到对称的状态中:交易双方对对方的人品和信用都有了解。这一特点使得信息的流动显得不是太重要,因为交易双方相互熟悉。即使交换的当事人(包括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对商品本身不甚了解,也可以通过对交易对象的信赖将这一问题延期处理。可以说,熟人的这种身份起到了某种对商品进行担保的作用。个人的家底构成物的担保,个人的亲友是潜在的人的担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组织规模使人们无需或者很少需要进行跨区域的交往。小社群中的人们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发生各种社会联系的基本上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些比较熟悉与了解的熟人。人们的交往以面向社群内熟人的内向型居多,互动的频率较为密集,如果有人在交易中进行欺骗,一但传开,此人的信用就会受到质疑,人品也会受到诟病,以后再与人交易难免会变成同心圆水波中较远且较薄的那一圈。社会成员对各自信息的充分了解和舆论、习惯、传统、道德等规范有效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交易中的欺骗者将在这样的熟人世界中受到有约束力的制裁,这种制裁可能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它既包括现在或将来实际经济利益的损失,更包括舆论谴责、道德否定等长期性的不利影响。可以说,维系熟人社会的交易的纽带是基于血缘、感情或利益等联系而产生的信任。

这种制裁的约束力还因为熟人社会的另一个特征而更为有力,那就是这种社会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社会成员的流动性较低。由于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社会成员的跨地区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地域上不可能有很大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跨越。更重要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不需要人口的流动,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紧紧相连。在一个较为封闭,流动性不强的地域里,人们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守信失信行为不仅容易观察到,而且很容易保持良好的记忆,从而起到现代社会中的“信用记录”的作用(反观之,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信用记录,从某一角度来说也是为了弥补人力所不能及)。这种记忆使得逃脱惩罚的机会变得微弱,即使不受到明文规则的清算,也难逃舆论的谴责和理亏带来的自责。

于是,在以身份为规范标准的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很受阻碍。熟人社会的这种秩序发生在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紧密的关系当中,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狭隘性。[8]市场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以身份定行为模式的熟人社会表现出来的是给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对待。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处理方式是可以因人而异,灵活而动的。熟人社会中交易的“稳定剂”——使得这种交易存在并保持合作状态持续下去的因素——主要是道德和习俗,而不是明文规范的制度约束。这样也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当一个社会是由这样众多的熟人组成时,即便没有强有力的法律规范的调整,其社会秩序基本上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2.陌生人社会的信息流动

对待熟人要讲究“交情”,那么,对于“非我族类”的陌生人,规则的灵活性就大有不同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以身份为适用标准,熟人之间要力争实现积极的道德准则,如“舍己为人”。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重大的道义上的责任,只要不违背消极的道德准则就可以了,如不能偷盗。陌生人之间互通有无的方法不是馈赠而是交换,而且是等价交换。人们可以以一种铁面无私的面孔出现在陌生人面前,因为没有“人情”的牵绊,不用担心礼尚往来的后遗症。因此,规则(如果有的话)是刚性的,适用起来没有因人而异的问题,陌生人于我们似乎都是同一张面孔,有着相同的特点:不是需要给予特殊对待的熟人。

(1)“人情”网络的地域局限

不论人们以什么条件作为是否给予“信任”的标准,市场交换总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为多。第一个原因如前所述,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很难发展的,根据身份区别对待的规则给等价交换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第二个原因在于人们的熟人圈子是有限的,水波推出后到达一定范围就会消逝不见。人们生活在社会中,能够认识、熟悉的人总是有限的,能够信任的人则更为有限。社会分工使得人们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生存下去,封闭的熟人圈子不能提供个人生存下去的所有物质需要。不断细分同时也不断创新的社会分工更使得人们依赖于越来越广阔范围内陌生人的合作。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变得复杂而多层次。客观上看,现代交通条件的发达、各种封闭性措施的逐渐消解,使社会成员的流动愈来愈频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在地域上不断扩大,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地域间的封闭随之被逐步打破。我们不再仅与熟人交往,我们更需要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其开展沟通合作决不会仅仅在有限和固定的范围内进行,而必须融入更多的人群和组织空间。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更多的与其它陌生对象进行交往、开展合作,并希求这种交往合作的有效性和确定性。

于是,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随着市场边界的不断扩大,单靠“人情”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熟人关系和熟人信任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变得相对淡化。与传统社会相比,它只占据了人们社会活动的部分而非全部。更多的陌生的人和事物冲散了有限的熟人关系网络,熟人网络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分解。

(2) 陌生人社会——地域范围的拓展

那么,面对陌生人与面对熟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熟人于我们有着特殊的身份,需要额外的“关照”;陌生人就不同了,他们的身份特征并不明显。一百个熟人有一百张面孔,需要一百种对待方式;一百个陌生人在我们看来只有一种面孔,只需要一种对待方式。这种自由令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人们有种解脱感,正当行为规则终于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对同样的人同等适用。这一与等价交换深为契合的观念进入交换领域后,对商业发展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规则的刚性慢慢被确认并得到广泛承认。这样,市场交换的地域范围被极大地拓展了。十里以外的陌生人是陌生人,一百里以外的陌生人同样是陌生人,只要在交换中就规则达成一致,与他们进行交易时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存在大家都认可的同样的规则,陌生人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进行交易,消费交换也不例外。可以说,在冲散小社群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的同时,具有普适性的陌生人之间适用的规则缩短了受地域限制的一个个小社群之间的空间距离,并逐渐把它们连接成地广人众的大社会。

(3) 陌生人社会的信息传递机制

“陌生人”对于认知主体而言意味着没有特别的身份特征的对象,尤其是没有血缘以及由血缘带来的地缘关系[9]所体现出来的身份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相互间能以平等的身份达成契约,形成规则,就能建立起一种外在强制力约束之下的相互信任。在这个“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是没有意义的,或是意义不大的。失去了身份的束缚,陌生人之间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影响力对称的结构”[10],即平等的关系。恰恰市场交换所需要的就是意志自由、人格平等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塑造的是非人格化交易,既不需要也尽量排除不同的人的身份之间的差异。陌生人之间的平等身份使之可以自由缔约,使得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换所需要的普适性的规则成为可能与必然。然而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在这种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陌生人社会里,交易当事人何以相信对方?换言之,抛开人格化的来自于身份的信任,交易者面对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如何获得做出商业判断所需要的信息?

a.陌生人社会的相对信息供给不足

如前文所述,熟人社会较为封闭,人们之间交往频率较高,有限的空间范围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社会成员对各自信息都有较为的充分了解。另外,熟人社会很少有外来者,即使有,要融入以主要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小社群中来,也是很不容易的[11]。这样,在一定的人际网络范围内,人们可以保持良好的记忆,使得“信誉”是有价值的。于是,熟人们在交易之前既互相有所了解,交易之后又有可以信赖的惩罚作为补充。这种共同的知识和生活背景使得市场交换所需要的信息并不匮乏。在信息供给较为充分的情况下,信息的流动就不显得有很大的必要性了。[12]人们可以从口口相传的交流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并且,这样的信息由于在较小的范围内传播,有“人情”纽带作为支撑,在忽略掉一定程度的“失实”因素后,仍然是保有较高可信度的。

而在陌生人社会,空间范围被极大拓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以频率低的为多,人员流动的繁密, 冲散了人情网络。人们在进行市场交换之前既不知对方所从来,之后亦不知其所从去。人们在进行市场交换之前互相了解既少,也不能保证有可信赖的处罚来约束各自行为。

陌生人之所以成为陌生人,本身就意味着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信息的缺乏。如果有足够的信息进行足够的了解,也就不成为陌生人了。因此,陌生人社会虽然适宜进行市场交换,但相比起熟人社会,先天存在信息供给不足的缺陷。当然,这一不足是相对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在陌生人社会大为密切,所产生的信息在数量上绝对比小社群中的信息数量大为增加。但是,对个人来说,信息数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记忆力的能力范围。在小社群中,社会成员能够凭借自己的日常交往满足大部分的信息需求,在大社会中,已经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社会生活中海量的信息与个人有限的记忆范围只存在很小的交叉,因此,大社会中的人们虽然比小社群中的成员拥有绝对意义上的更多的信息,但考虑到大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交往,这些信息远不敷使用所需。并且,从心理上看,经常面对陌生事物会使人们加剧“信息不足”的危机感。在地广人众的大社会,仅凭借个人经验积累的信息已远不够社会生活之需,只能够借助他人之力来满足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信息数量的增长,信息质量逐渐为人们重视。熟人社会中人们很大程度上凭借“身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在小社群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较为一致,信息的“同质化”对信息质量作出了一定保证。大社会中社会成员的个性不断增强,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认同感弱化,信息“异质化”程度提高,因此对信息有选择性地相信并予以使用成为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13] 

从个人角度来看,个人积累所形成的信息都是具有独特性的,是与每个人自身的社会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每个人在特定时候都可能需要某些自己没有亲身经验的信息,而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别人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物所带来的信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积累经验所得到的信息虽然真实可靠,但覆盖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即小,成本亦高。于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信息的需求者,同时也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如果他们可以自由交换这些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每个社会成员都将从中获益。可以说,在市场交换不断发展使得信息供给变得相对短缺后,信息本身也成为了市场交换的一个客体,即既有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商品。

b.加快信息流动的选择——正式制度

可以说,陌生人社会中信息供给的相对不足与人们信息需求的急剧膨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在这样的“大社会”中,信息供给渠道本身就是比信息的产生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于单个的个人而言,并不存在信息数量不足的忧患,值得担忧的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不足,搜寻信息的成本更值得关注。最为根本的是,人们何以相信没有人情纽带联系的这些信息?信任从来不是盲目的。陌生人之间既然缺少共同生活经历所形成的认同感,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感受,也就必然缺乏这种共同所带来的“习惯”规则的制约。因此,陌生人社会形成后,适应于小社群的道德与权威碎片化了,道德(或者说,适用于小社群的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14]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禁止其按本能行事的规则,逐渐由狭小的部落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社会,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而建立了文明。这些规则构成了另一种与小社群的“自然道德”完全不同的大社会的新道德。[15]市场秩序是一种高度非人格化的复杂的交换系统,参与交易者互不相识,目的各异,它需要严格的规则系统来规约交易行为。在这种分化的异质性的巨型“陌生人社会”中,抽象而普遍的行为规则成为社会整合的新纽带。这种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大社会道德,表征着契约社会的特征。当习惯的力量减弱,身份的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对共同认可的正式制度的需要就应运而生了。而法律作为演进中的社会规范,所要解决的也正是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需求。

而法律作为一种带有国家强制力的规则,不论是立法机构制定(或认可)法律的过程,还是法院司法的过程,都具有很强的公示性。在同一政权管辖的地域范围内,人们都对所适用的法律规则都有所了解,或者说,只要他们想深入了解,就有这种可能。远离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法律是可以被了解的。这样,法律就可以通过公示性、可知性来加快信息的传递和流通。法院作为某一具体交易关系的第三方,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信息发布、公示的作用。例如,消费者A受到了经营者B的欺诈,如果A上法院起诉,B的欺诈嫌疑就会被法院公告传播到A、B之外的C、D、E、F诸人中。如果B被确认有欺诈行为,最后的判决通过公示或人际间的传播会使得违约责任成为一个公共信息。从而,在承担对A的责任之外,B的声誉也受到影响。不仅是它的消费者,而且它的商业伙伴也会对再与B进行交易心存疑虑。此时法院不但充当了判定是非的裁判者的角色,也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功能。而如果没有法院这一角色的加入,外界对责任在哪一方没有可信的判断,B极有可能借助这种不对称信息的掩护逃避责任,同时不受到信誉损失。无论如何,仅靠A通过口口相传的方法是不太可能使得B的欺诈行为众所周知的。

进一步说,如果建立使得信息可以透明、方便地获取的制度,在给予法院明确的裁判依据的同时,也加快了信息的流动,使得消费者能够降低信息的搜寻成本。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的形成总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而法律可以通过加快信息传递使人们更多更准确地获得信息。同时法律的强制性也使得人们更容易形成一致的预期,减少冲突。[16]

c.正式制度的惩罚作用

在地广人众的大社会,法律作为正式的制度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使对欺诈行为的惩罚(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真实可信。熟人社会中惩罚不易逃脱,除非从此不在这个地域范围内从事交易活动。但陌生人社会是“匿名社会”,成员流动变化无常,交易各方之间缺少熟人社会中存在的“人情”带来的制约关系,加大了受害人实施惩罚的难度。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地域阻隔也使得人们不像从前那么在乎闲言碎语。可以轻易逃脱惩罚的侥幸心理给了投机者主观感受上的支持,是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另外,惩罚对寻求惩罚一方来说也是有成本的。受到不合法待遇的消费者往往因寻求惩罚的成本过高而缺乏争取权利的积极性。

但是,在契约关系中,如果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一方不进行报复(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极有可能获得的不是宽容而是软弱的名声,很难避免在未来的博弈中避免类似的命运。“权利从它放弃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它自身”。[17]这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寻求惩罚的行为不仅不过分,而且是“维持社会信用制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8]。法律作为正式制度的存在,其普遍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当事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国家强制力的巨大威慑使得惩罚不易逃脱。另外,以法律的惩罚代替无数个人的惩罚,无疑大大降低了惩罚成本。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张网不仅要存在,更要让人们看见它的存在,从而减少投机心理,防患于未然;而一旦有人触网,则惩罚必如预期中而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获得存在的价值。



[1] “信息”具有广阔的内在含义和多角度的内容。此处侧重于能够影响市场交换的那一部分内容。包括交换双方的信誉、品质这些动态内容,也包括与所交换商品或服务内在质量有关的静态内容。下文所使用的信息一词主要着眼于这部分内容,当然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

[2] “熟人”和“陌生人”不是指真正的熟人和陌生人,而是指两种有代表性的人际关系的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联系的规则。用以指代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规则。

[3] 笔者认为此处所使用的“规则”更多的应该从“有效性要求”这一意义上去理解。即:在交往时人们可以相互提出的,并且本身可以得到相互认同、合意履行的那些要求。此处不需要把“刻意的服从”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涵义。

[4]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用“差序格局”来归纳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和地缘为依据结成的人际关系,用以与“西洋”(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作比较。“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

[5] 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6-27。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得清清楚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6] 费孝通.乡土中国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0.

[7]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89.

[9] 典型的如“老乡”,扩展开去有“同年”、“同窗”等等。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在人际关系特别重要的社会环境下对血缘关系进行虚拟得来的。

[10]刘世定. 嵌入性与关系合同[EB/OL] . http://www.unirule.org.cn,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天则双周论坛第194次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0页

[12] 小社群中信息流动主要靠成员之间的交流,如闲聊。人们互相之间平时私下议论就把信息传递开来。有意识的专门传递信息的行为虽然有(如游街),但不常见。

[13] 有论者认为,信息本身是有质量差异的。在人际网络中的信息质量通常比在陌生人之间的信息质量要高,因为涉及到信任之类的问题。在人际网络中传递信息的时候,如果是熟人关系,通常信息的同质性较高(大家常在一起,互相了解,没有新鲜事)。如果是陌生人关系,通常信息的异质性较高。 参见刘世定. 嵌入性与关系合同[EB/OL].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www.unirule.org.cn,天则双周论坛第194次。

[14] 哈耶克认为:人类的道德起源于进化。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能够使人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而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道德传统是和人类的理性同时发展的。参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无时无刻不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不论是小社群还是大社会。但在不同的群体中道德有不同的类型,其内涵不尽相同,它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某种类型(或曰某种内容)道德约束力的下滑并不意味着道德不起作用,更可能的是它可能为包含另一些内容的道德类型所逐渐代替。

[15] [英]哈耶.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

[16]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三联书店,2003.54.

[17]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85.     

[18] 张维迎.信息、法律与信任[M].北京:三联书店,2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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