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知情权与信息不对称之学理展开(七)

作者:董晓玲 发布时间:2005-10-15 11:12:14         上一篇 下一篇

(二)制度约束——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分析

如前所述,消费者的信息获得对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维持市场的稳健运转具有重要作用,而内生的市场规律不能使消费者的信息需要得到完全满足。在自主而平等的市场体制下,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仅仅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考虑个人的利益,而难以将自身的消费行为同社会公平、社会整体利益联系起来。就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J.Arrow)所言,在自主而平等的市场体制下,个人利益的被满足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利益也被满足;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身来满足的,因此,应当有一个超越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社会利益。[1]而组织这种有秩序的合作的市场活动,是国家经济职能的应有之义。那么,建立一系列规则、程序,通过制度来对市场施加约束,从而弥补市场的缺陷是完全可行的。制度具有规范性,可以为人们的行为乃至思想提供指引。而作为一种正式规则,“法律及其所赋予的保障亦可在某种程度上为交易者减少他们从交易中可能遭受的损失”。[2]

而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是作为这样的规则被法律所确认的。它是来自国家“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是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一个对称化努力。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交换构成了阻碍,这种阻碍损害了消费者,反过来也对经营者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消费者知情权作为国家干预弥补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是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对处于相对地位的消费者群体的一个倾斜性保护。这是一种实质正义的体现。[3]凭借抽象人格而受到同等保护的法律关系主体在事实上并不具有均衡的力量,往往是强者一方凭财力、信息等方面优势获取合法不合理的利益,而弱者却无能为力。回应型法“把社会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4]弱者保护成为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调整,反映了“活法”的生命力。通过法律这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施加影响,对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予以补救,正是“矫正正义”的体现。现代法律从具体人格的区分保护出发,摒弃了单纯抽象的形式上的平等,追求实质的自由平等。而建立在非平等关系上的消费者知情权,正是反映了法的这种现代精神。

1.知情权的性质与告知义务

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就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消费者可以提出询问,并要求经营者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的权利。从权利的作用来看,它是一种请求权。请求权的特点就在于,权利人欲实现其利益,必须借助于义务人的行为,从而通过义务的履行间接地实现利益。与形成权不同的是,请求权必须有义务人的积极行为(即作为)才能实现。在形成权中,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使自己与他人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他人只要承担不作为的消极义务就可以使权利得以实现。而为了成就一项请求权,义务人必须有积极的作为。而请求权之所以成为一项权利并不在于它赋予了权利人以“请求的自由”,而在于这项自由必须得到回应,相应的义务人必须对这一自由予以满足。在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的现代国家,一项权利要在现实中为人们所享有,不仅要求这项权利有道德上的依据,更要求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对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否则,个人是无法对其他个人施加足够强大的压力迫使别人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自由如果仅含有“可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概念,而不含有“请求他人不干预”以及“请求他人协助”的概念,那么,它形同虚设,并无实际意义。[5]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就极大的依赖于经营者告知行为的支持。而经营者是否告知,除了受到消费者选择形成的市场竞争压力外,还受到来自政府的管制。市场对经营者的自然选择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压力可能一时半会显示不出来;而政府的管制具有即时性,一旦法令发布,经营者必须遵守,面临惩罚的压力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就会显示出来。

从一般意义上讲,每一种形式的权利都必有一种相关的法律负担存在。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句话一方面是说每一个民事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必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即,民事主体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也表明:每一项权利都与一种法律义务相联系,存在一种法律利益(权利),就必然存在与此相关联的法律负担,就如同有山峰必有山谷一样。[6]在同一项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会由不同的民事主体来承受,但它们总是相生相伴的。法律不可能在授予某人利益的同时,而不强加于另外的人以负担。或者说,除非法律在他人身上强加了义务,否则,法律是不可能为某个人创立一项权利的。[7]

因此,要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必须注重相应的直接的义务承担人——主要是经营者——的积极行为。在没有有效约束的条件下,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消费者既不能直接支配经营者的人身,也不能支配它们的商品或服务。而制度设计也并非为了赋予消费者这样的权利。法律设计的目标,是要使得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经营者对告知义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预期,知道自己如果不如实承担告知义务,时间一长不但得不到良好的信誉,还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2.告知义务“明线”化

从行政法的角度而言,法律条文的明确与否与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认为,法律条文规定的深入详略是与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的。法律的规定越详细具体,执法者可以施行的自由裁量权就越有限;反之,法律条文规定越简单粗略,执法者在具体执法过程中面临的选择越大,不确定因素越多,其手中握有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为了把工作完成,如果法律条文没有明确的可以按部就班适用的规定,执法者也只能求助于自由裁量权。从执法结果上看,法律条文越是含糊,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对执法者的监督难度相应增大,法律被滥用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研究表明,[8]执法者在“明线规则”(Bright line rule)下比“标准”(Standard)下更容易得到有效监督,贪赃枉法的可能性较小。比如说,证券法可以规定“禁止内幕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相关股票”(标准),或规定“禁止内幕人员在信息公开N天前买卖相关股票”(明线规则)。后者不仅有利于义务人遵守,也有利于执法者依法执行,同时有利于对执法者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评价。法律越是明确具体,就越可以防止原则抽象所可能导致的执法工作中的黑箱操作、行政或司法专断。

当然,由于立法的局限,要使得法律条文无巨细地将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况都预先考虑并予以确认到是不现实的。执法者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执法的必然,也是必需。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量使法律规则“明线”化。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引导人们的行为并让人们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作出预测。“明线”化的规则不论对权利人还是义务人来说,都能提供一个更为明确的预期,从而在减轻执法者的影响之外,可以使得法律的实施更为有效。

对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规定,也应该在这一思路下进行。仅仅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只是一个抽象的“标准”。如果这一标准要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应该加强可操作性,将“标准”细化为具体的“规则”。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息告知有不同的方式,在消费者购买时回答询问可能是最为重要和常见的一种,它所针对的是特定化了的消费者。这种告知的影响面是相对较小的。而广告宣传也是信息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它与回答询问时的告知肯定是不同的。广告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而并非所有的广告对象都能成为购买者。但广告一经发出,就会对所有受众产生影响,它所涉及的范围显然是比较大的。不同的信息转移方式下,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告知内容和角度是不同的。但肯定有一些必须强制告知的情况存在,也是消费者应当得到的最低限度的告知,如对商品的哪些行为是可能造成人身危险的。这些都是应该而且可以细化的规则。

3.告知义务的评价标准

由于商品和服务有有形与无形之别,即使同属有形商品,冰箱与苹果的差别也非常大。因此,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商品,要确定一个统一适用的、非常具体的告知标准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告知必须是真实的。如果不真实,就极有可能形成欺诈。当然,很多经营者走的是中间路线,在告知的时候,既不说明真实情况,也避免欺诈。遇到这种情况时应当以不致误导具有一般理解能力的消费者为衡量依据。

在上市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时,“充分”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在消费告知中,这一点可能很难达到。因为检验的难度太大,从而监督的成本高。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需要披露给消费者。企业进行信息披露,要给股东及其它投资者一个完整的说明,投资者很多都具有专业知识。而消费者不一样,多数对于所购买的商品是不具有专业知识的。如果事无巨细所有的商品情况都要告知给消费者,消费者不一定都能理解。对经营者来说也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因此,充分的告知如果必要,也应该是一定范围内的。最低的限度在于,凡是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情况都要进行严格的、充分的告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健康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就不可逆转。赔偿并不能真正回复权利,只能是一种带有安慰性的补偿。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仅依靠市场自发的规律约束是不足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会破坏市场交易,而市场的非伦理性使得通过自愿交易来达到信息均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带有国家强制力的正式制度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信息不对称以达到近似于最优的状况。但法律对于社会的控制不是万能的,在为市场经济立法时,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和需求。对于政府的干预来说,法律的最大作用在于通过利益导向,明确义务规则以保障权利的实现,为信息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应该注意到的是,法律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就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来看,由法律条文要求经营者要予告知并规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虽是必要,但远非解决问题的全部,良好的市场环境的创造需要法律在内的诸多社会规范的共同作用。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减轻信息的不对称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

第一,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促使信息从生产环节进行公开。政府应颁布一系列有关产品质量的法规和标准。对于那些与人的生命财产密切相关的商品,其标准应是强制性的。如药品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饮用水的供给标准以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其它重要产品的质量标准。对强制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监督企业贯彻执行,并检查其实施情况,以发挥商品标准的技术和经济作用。强制性标准之外可以采用推荐性标准。对推荐性标准,国家应鼓励企业采用,促使企业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消费者即使不能在购买时准确辨别出商品的质量,也可以根据产品标准分门别类,大致推断出商品的质量处于哪一个层次。

第二,对有关商品的包装、标示做出规定。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10条规定[9]:为了避免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商品或服务时做出错误的选择,国家应对商品和劳务制定出有关质量和其他方面的完备的表示制度,并采取限制虚伪或夸大的表示等的必要措施。从广义上讲,有关质量标示的法律制度、不当表示的法律制度、原产地规则以及商标、广告法律制度都属于这种“标示制度”。象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正确包装和标签法》及《食品标签法》当然可以对消费者的知情权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更多的国家可能还是把相关的规定分布在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广告法、消费者保护法以及竞争法(或公平交易法)当中。

第三,重视社会团体在收集、整理、传递信息中的重要作用,包括各种经营者的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中介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种非政府组织。鼓励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公司)通过监督和记录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或提供不同人群的相关信息资料,来完善信息的收集、加工、传输过程。可以说,几乎所有中介组织的工作都与信息的流动和传递分不开。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商人协会(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自我教育的职能将愈来愈重要。行业的自我保护是一方面,严格自律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而消费者协会在与商人协会取得平等谈判地位上还大有可为。就消费指导而言,消费者协会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消费调查、消费警示等消费指导工作,为消费者提供决策依据。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加强与商家联系,建立商家社会信用评级制度,帮助消费者行使知情权和购物选择权。另外,新闻媒体的积极加入是创造良好消费环境的重要一环。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同时新闻监督可以与公权力的监督、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监督结合起来。

第四,建立并完善信用体系,鼓励经营者建立良好的信誉。好的信用环境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信用制度通过赞扬和表彰合乎市场道德的经济行为,谴责和惩处不合乎市场道德的经济行为,可以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伦理导向,指导市场主体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信用制度将诚信原则进行量化,使伦理准则可以从客观上进行衡量。市场活动以利益为导向,信用制度正是顺应了市场规律,加大了市场参与者的失信成本,使得诚实守信与增加收益联系起来,同时实现了市场伦理与道德准则的统一。对于经营者来说,良好的信用环境意味着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短期行为将变得越来越不经济。主动、如实的告知不仅是道德而且是法律所鼓励的行为,符合自身的利益导向。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与缺乏信誉的市场环境是不无干系的。对消费者来说,良好的信用环境意味着经营者自愿告知的可信度增强,信息可以方便、及时地取得,从而可以给予交易对方以更多的信任,交易的不确定性将大大降低。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类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3年版

张维迎:《信息、法律与信任》,三联书店2003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陶长琪:《信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刘怀德:《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李昌麒,许明月编著:《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张乃根:《法经济学——经济学家视野里的法律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美]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美]拉斯谬森:《博弈与信息》,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3年中译本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

[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

[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比]保罗·纽尔:《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法律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美]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2002年中译本

[美]道格拉斯•拜尔、罗伯特•格特纳、兰德尔•皮克:《法律的博弈分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英]F•A•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

[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

[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

[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

[美]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二、中文论文类

苏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24-32页

伍山林:《道德与法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3页

应飞虎:《信息如何影响法律》,《法学》2002年第6期,10页

魏建:《博弈、合作与法律》,《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28页

吕耀怀:《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及其制度保障》,《现代哲学》1999年第4期,67-72页

许凌艳:《消费者信息权的民商法保护》,《工商行政管理》2002年第1、2期,59页

任尔昕:《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反思》,《社科纵横》2002年第6期,38页

刘华义:《消费者权益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思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7页

刘凤义:《企业信誉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尝试》,《福建论坛》(社科版)2001年6月,75-78页

苏力:《社会变迁中的法理学问题》,

http://aritcle.chinalawinfo.com/aritcle/user/article_display.aps?ArticleID=28216,北大法律信息网,2005-3-19

    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

http://www.china-review.com/main.asp?title=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 中评网,2002-6-8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http://www.unirule.org.cn,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天则双周论坛第194次

胡颖廉:《商法的精神——从商人法到现代商法的转变析商法存在的意义》,http://www.privatelaw.cn,中国私法网,2004-9-24

高力克:《哈耶克道德进化论与道德转型问题》,

http://www.chinese-thought.com/index.php,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思与文网刊,2005-01-04  

[美] 布鲁斯·L.本森:《没有政府的正义:中世纪欧洲商人法庭及其现代版本》, http://www.lawintsinghua.com/content/content.asp?id=1257,清华法学网,2004-04-22

李燕:《英国商法的定位》, http://www.cfcjbj.com.cn/list.asp?Unid=651,中外民商裁判网,2005-3-4

徐贲:《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缺和转化》,http://www.yannan.cn,燕南网,2005-01-17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http://www.cc.org.cn/wencui/011119200/011192001.htm,中国法官网,2002-1-7

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 市场与市民社会》,www.sile.org.cn,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网站,2005-02-25

 

 

三、英文著作类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 1968.

Consumer Credit Act 1974.

Coase, Ronald,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Cooter, Robert and Tomas Ulen, 1997, Law and Economics, Addison-Wesley.

Ellickson, Robert, 1991, Order Without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effrey, Harrison, 2000, Law and economics.  St.Paul, Minn: West Group

Posner, Eric, 2000, Law and Social No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sner, Richard ,1992,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4th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kerlof, G.,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Macaulay, Stewart, 1963,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2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Spence, Michael, 1974,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7: 355-374.

Williamson, Oliver, 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233-261.

 

[1] [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98.

[2] [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6.

[3] 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与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平等适用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而不管这些制度的实质原则是什么;而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公平或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25.

[4]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86 .

[5] 王涌.权利的结构[A].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8.

[6] 王涌.权利的结构[A].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2.

[7] [法]狄骥.宪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91.

[8]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三联书店,2003.55.

[9] 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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