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4日晚，经济法博士研究生学术沙龙第6期在经济法教研室（331室）顺利举办。我所2010级经济法博士生王宗涛以“困境与路径：税收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分析——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为题做了主题报告。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霍昱廷、陈映川、于连超担任评议人，我所经济法硕士研究生以及其他专业硕士研究生参与本次沙龙。本次沙龙由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徐升权主持。

讲座伊始，王宗涛博士生介绍了税收调控合法性命题提出的背景，他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实践、理论、时代背景相统一的结果，并具体从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频现、法治和税收的逻辑、国民收入分配下结构性减税的时代背景三方面做了分析。随后，进入报告的主题内容。

首先，王宗涛博士生分析了西方税收法定主义渊源、民主宪政价值，以及中国税收法定主义的立法体现，梳理了学术界对中国税收法定是否构成一项宪法、法律基本原则的看法，进而，探讨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制度功能，他指出，税收法定主义重要的制度功能是对税收立法权的控制，依据中国现行税法规定，税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享有，国务院享有授权税收立法权，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主体不享有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定主义的“法”形式仅包括“基本法律、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而，以此为标准，他选取了近年税收调控实践中的“营业税调整”、“物业税空转”、“房产税试点”为例，评估其合法性，他指出：这几次调控行为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所依据的规则违背了税收授权立法的规定，是明显的脱法、超法行为，宏观调控陷入合法性困境。

其次，王博士分析了这些税收调控行为频频脱法、超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税收法治水平低下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即使完善立法，是否就不会存在脱法、超法现象了呢？针对这一诘问，王博士分析了税收法定主义建构合法性的逻辑，他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是完整的，事无巨细的，立法者认识至上；另一方面，法律调整的对象必须是不变的、静止的，这样法律才不会失效。进而，他指出，法律的滞后性、保守性普遍存在，尤其是中国立法机关地位虚置、立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尤为明显；并且，宏观经济形势具有不确定性，宏观调控手段具有不确定性，税收调控也具有不确定性，并且税收具有复杂性、技术性、专业性。这就意味着，税收法定主义建构合法性的逻辑在税收宏观调控现实中存在逻辑与现实的悖论，王博士认为，这是当前宏观调控陷入合法性的真正原因。并且，他认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先试点、后立法或不立法的实践做法，似乎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王博士提出重构税收调控合法性的路径。他认为，法治逻辑与税收逻辑，必然要求税收行为的合法性，在税收调控下，严格的税收法定主义存在困境，必然需要寻求合法性的重构。一方面，他指出，基于财政目的的税收与基于调控目的的税收的合法性标准和程度理应不同，在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针对税收调控的特殊性，合法性上需体现一定的灵活性，他提出税收调控法定主义，应赋予政府更多的税收立法权，并强化立法监督。另一方面，他提出了税收调控决策程序的三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大众、专业三方。因参与而合法、因参与建构合法，这符合“无代表不纳税”的精神实质，从而在“法律”之外，拓展了合法性的渠道和路径，且与税收调控灵活性、不确定性达成了一致；另外，王博士还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路径的知识论基础和逻辑。最后，他指出两条路径的关系，税收调控法定主义是基础，税收调控决策程序三方参与机制为补充。

随后，讲座进入评议和讨论环节。评议人霍昱廷博士生指出，现实中提税收调控，但税收调控的方式、手段少有人研究、探索，并且，他指出，中国缺乏完备的市场机制、缺乏充分反应民意的机关、缺乏市民社会基础，由此决定了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尴尬的问题。评议人于连超博士提出宏观调控法治化命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做法以及中国的探索，并分析了中国四万亿救市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他指出，中国应加强税收法定主义建设。评议人陈映川指出了用知识论论证合法性的思路，是个很大的创新，并梳理了学界关于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理论，指出中国当前应加强税收法定主义，质疑了主讲人的观点。徐升权认为，通过“税收调控决策程序三方参与机制”来解决合法性问题不可行，并从学术严谨性角度，对“税收调控法定主义”等概念提出质疑。讨论环节，就“在收入职能之外，税收是否应该有调控职能”、“税收调控法定化上是否应赋予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应该走渐进的税收法定主义还是建构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调控决策三方参与机制的可行性”等问题，同学们纷纷建言，激烈讨论，争锋相对，学术气氛浓厚。

本次沙龙成功举办。透过本次沙龙，提升了同学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关注，启发了对现实问题理论思辨，激发了学术兴趣和热情，也加强了我所博士、硕士生间的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