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之死是《庄子》中的故事。倏和忽是混沌的朋友，混沌天生没有七窍。混沌对待倏和忽非常友善，倏、忽二人欲报其恩，于是替混沌“日凿一窍”，七日后七窍凿成，混沌死去。这个故事说明机巧之运用不可违背事物本性，值得所有的规范设计者玩味。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规范，皆属于人为机巧。当人们试图设计规范调整某种对象时，必须先了解该对象的本性，以顺乎其本性的方式进行调整，不能仅仅因为有一片“善心”就妄自作为。

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事物都适宜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法律的调整手法，总体上是本质主义、科学主义模式的。科学主义与本质主义是一对相关概念，本质主义把“通过理性获取本质”的方法扩大为一种对所有事物的认识态度，追求事物的普遍本质，忽视个体的差异。这种突出事物整体性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科学关注普遍的原理与规律。本质主义在制度中的运用，即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调整对象。在法律的眼中，只有“一切人”，而没有“我”和“你”。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人人”是被抹去了个体差异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法律常常成为被批判、被嘲讽的对象，正是因为文学关注个体生命，而法律一旦细致入微地关注个体，就无法标准化、制度化。忽视个体差异不是法律的疏漏，而是法律的本性。只要我们在世俗中生存，就离不开天生有缺陷的制度与法律，因此，尽管后现代哲学批判本质主义与科学主义，但后现代哲学提供不出另一套设计制度的方案，制度只能标准化、只能淡化个性。如赵汀阳所言：“没有制度，只有表述，这一点决定了后现代不是一种独立的生活，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后现代必须吃现代的饭，但是它可以嘲笑吃现代饭这件事。”（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不过，后现代的批判并非全无意义，它提醒我们：法律制度不要网罗天下，对于一些以个性为生命的事物，应允许它们静静地栖息在规则以外。普通人还是要“七窍分明”，“七窍”是一种标准，但对于极个别的“混沌”，应允许其混沌下去，因为混沌之物的生命在混沌之中，强求分明只能致其于死地。

在著作权制度中，有一个混沌之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10几年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其他“七窍分明”的作品类型一同出现在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中，但立法者一时难以为其确定细致的规则，于是以一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保全了民间文艺作品的混沌之态。不过，法学界并没有停止过关于民间文艺作品保护的思索。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模式？纳入著作权法之中还是确立一种单独的保护模式？也许，在这些细节问题之外，人们应该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对于民间文艺作品这样一种以“自然”为个性生命的对象，制度的介入是否应当有所节制？如果我们将民间文艺作品当作一种法权对象，当作一种财产，必先确定财产的范围，即作品的确定形态。然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本性在于“通过代代相传而保存、发展”，流变是民间作品的生命。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谈到民歌时指出：“文化是民歌的仇敌……给它（民歌）一个写定的形式，就是替它钉棺材盖。”制度化促使民间作品形态的固化（不固化则无从保护），也就促使民间作品背离了自己的本性。近年来，有一种类型的案例在增加，即有人对原本被认为是“民歌”的作品主张权利，主张自己利用民歌从事了再创作。从制度本身来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法律已经创立了著作权制度，多数原告在利用民歌的过程中添加的成分足以达到“独创性”的标准。但是，在著作权制度产生以前，一旦这些基于民歌“再创作”的作品已经被民众当作民歌，这就构成了民歌流变发展的一个环节，不会有人主张权利。民歌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有数不清的“演绎创作人”，才能得以发展。在著作权制度之下，这些传播兼演绎者通过主张权利，使民歌的发展形式逐步成为“有主物”，纯粹的民歌也许有一天就不复存在了。著作权制度中有一个科学主义模式的前提：通过赋予创作者一定的权利，达到鼓励创作的效果，最终推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个公式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失灵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规律是：让个体消融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遭遇了一种可能性：民间文艺作品正是极为罕见的“混沌”，善于凿出标准化“七窍”的法律对它无能为力，若关怀备至，恐怕适得其反。

也许，面对民间艺术的衰落，法律希望做点什么。但是，民间艺术衰落的原因在规则之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民间艺术衰落的真正原因。民间艺术与仪式紧密相联，仪式的后面是对自然的崇拜，民间的歌舞、服饰、脸谱大多为特定的仪式而准备。城市生活是没有仪式的，城市的人可以吃反季节蔬菜，可以不放鞭炮。所以，无规则之下的民间艺术的衰落，推不出“规则可以拯救民间艺术”，因为民间艺术在规则之外。

倏和忽，都深深地爱着混沌，这并不能挽救混沌的死亡。对传统文化的爱，不能成为我们贸然开凿七窍的理由。法律人的责任感，不仅体现为对社会的干预，有时也应体现于节制。象夐虹的诗：

关切是问

而有时

关切

是

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