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工商银行(1398.HK，601398.SH)的IPO牵动着全球的神经。10月19日，工行国际配售已获得2190亿美元认购(包括15家基石投资者认购金额39.5亿美元)，并因反应热烈，国际配售提早一天截止。继建行、中行成功上后，中国银行股再度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抢购热潮，这反映了全球资金对中国概念的持续追捧，也最直观的体现了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的阶段性成功。

　　但中国银行业是否因上市而基础稳固、脱胎换骨呢？是否在充裕资本的支持下，能够神闲应对外来挑战和金融开放的冲击？根据入世承诺，今年底中国金融业将全面开放，如何在治理水平和管理技术上提高中国银行业能力，仍然引人深思。

　　与银行及保险行业相比，证券业对外资的开放似乎更加谨慎。在此前较长时间内，监管部门在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案例操作中把握的尺度十分严格：单家外资公司参股证券公司上限为20%，而外资合计参股上限为25%。证券业在保护政策下，且处于牛市之中，似乎过得还不错，那么这种状况能否持续？中国证券业开放的步伐是否有些缓慢？而中国保险业是金融业中开放时间和开放进程最早的行业，但似乎外资的冲击非常有限，那么对证券业和银行业开放的担忧是否过度？

　　针对以上问题，本报诚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涛，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柴青山和中国保监会政研室副主任周道许纵论中国金融业继续开放，是为本期“天下论衡”。本期论坛三位嘉宾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供职机构无关。

　　1. 外资银行“冲击波”

　　主持人：今年底，根据入世承诺，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开放，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必然将带来争夺国有银行原来垄断的高端客户等诸多挑战。另一方面，中建两行成功上市、工行上市在即标志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阶段性成功，那么从目前国内银行的竞争力来看，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

　　柴青山：现在中建工行的治理结构确实已经得到改善，但从总体上讲，中国银行业的体质还比较弱；现在就门户大开，许多银行不见得是外资银行的对手。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一些不良习惯及管理方式，不是财务包装、部门架构重整及上市所能一下子就改得掉的。比如官商作风及行政干预，现在在一些商业银行中仍然见得到。一些银行分支机构领导，乐于参与省市政府安排的项目，结果导致不良贷款重新冒头；一些省市政府也乐于把商业银行叫来，干预银行的内部运作。从贷款及一些腐败案子看，中国银行业改革还必须花较长的时间做好如下三件大事：

　　一是要充分考虑我国政治、社会的特点，考虑到分支行行长一把手权力太大的事实，对其进行必要的权力约束。我一直主张引进新桥管理深发展的模式，分行的财务总监和风险总监都由总行来控制、管理及轮换。现在，总行的行长与董事长及监事会主席的职位已经分离，但分行行长的权力仍然非常集中，很容易出现信贷问题及腐败案件，对其加以约束确实很有必要。

　　二是要将规章制度与信息管理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积极完善业务流程，以此来提高内控水平和服务质量。据我所知，国内银行规章制度是比较齐全的，信息管理也投入了不少财力物力；但许多银行的规章制度，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纸面上的痕迹来落实的，信息系统是围绕账户展开的，解决的是手工操作的问题。而国外先进银行的信息系统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解决的是业务风险及市场营销问题。这两种理念体现在实际业务上差异是很大的。举一个例子，经办之后有复核，客户资金的往来要电脑记账，许多银行都这样做了；但是，经办、复核制度是否落实的依据主要是纸面记账联及回单联上的印章或签字，有了这些签字和业务公章，还需要有人再录入电脑。这种方式就把内控制度与电脑系统分割开了，给挪用客户资金者偷盖他人印章预留了空间。类似这种业务流程的问题，不像财务包装及架构重整那样简单，也不是二三年就能解决问题的。

三是银行要把KYC(客户资料核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现在一提“了解你的客户”，许多银行都以为只是反洗钱的事，实际上，银行无论是信用证、存款业务，还是信贷业务都离不开KYC政策。现在我国还处于体制转型期，诚信建设刚刚起步，不少企业仍有造假及金融诈骗的动机及实际行动。我知道的一家企业，假账就造了七本，把利润和投资规模都虚增了。从表面上看，企业税收也多交了，但银行争着贷款，股民争着购买其股票，才是企业出血多交税想看到的结果。这些企业风险很大，不是光凭几个风险控制模型及表面上的财务分析所能了解到的。银行要改善信贷风险控制能力，恐怕必须从多个渠道着手，在KYC政策的落实上多下点功夫。

　　综上所述，我觉得推进开放、引入竞争是必要的，但首先必须做好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的工作。鉴于银行改革尚需不少时日，在银行素质完全好转之前，对待银行业开放，我们应该坚持逐步、有序及风险可控的原则。

　　张涛：外资金融机构对国有银行原来垄断高端客户带来挑战，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国内股份制银行，也可以并且已经开始与国有银行竞争高端客户。实际上，对高端优质客户的争夺，也是金融市场中竞争的焦点之一，不足为奇。正是在竞争性不断增强的金融市场上，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这是一个明显的道理，也是事实。外资银行的进入，将增加市场的竞争性。从整个意义上讲，对于国内银行，包括国有银行，是一件好事。只有在高水平、高质量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金融业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

　　另外，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一定的冲击是存在的，外资银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先进的内部管理、风险控制、数据信息、金融产品、服务水平，以及全球性的结算网络等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在外资的冲击下，应积极地应对。积极的态度往往导致积极的结果，相反，继续寄希望于垄断的做法或行业保护的做法，从长远而言，只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而终将被市场淘汰。

　　2.开放步伐并非放缓

　　主持人：现在，中建两行已经成功上市，工行也上市在即，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一轮金融改革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多大改善？有人称，中国银行业仍然带有垄断色彩，比如前一段时间的“银行卡收费”、“建行涨薪”事件。他们认为，股改成功掩盖了很多问题，中国应进一步引入竞争，否则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主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张涛：中行、建行和工行的上市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一个阶段性成果。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已经呈现出一些良性的结果，比如董事会更加有效，风险控制水平得到提高，金融产品多样化，银行盈利能力提高等等。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状况，目前存在起点低，目标单一等不足，这与我们过去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框架有关。股改不是掩盖问题，而是暴露问题，并向解决问题迈出了第一步，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我个人同意进一步引入竞争的观点。我们正在深入研究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措施，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和水平，使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受益，使千百万机构和个人用户受益，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银监会下发《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引起了很多外资银行的争议，甚至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施瓦布、财长保尔森来华访问时也提及中国金融业继续开放问题。有些极端者甚至认为，这违背入世承诺，意味着金融业开放步伐放缓，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柴青山：美国最近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似乎有些减弱，但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压力却明显增加。这是因为市场开放对美国的好处很大，但人民币升值却不一定能解决其贸易赤字问题。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产业分工大调整的结果。无论是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还是金融业的开放，中国都必须按自己的国情及入世时的承诺行事，都必须贯彻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健全性改革优先的原则；否则盲目的开放和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势必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那样的局面对中国不利，对美国、对世界也不利。

　我的理解，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并不是放缓开放的步伐，而是更加科学地开放。要求申请全面零售业务资格的外资银行改为子公司制，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都有类似的做法，外资银行大可不必反应强烈。改成子公司制之前，从监管角度看，监管分行的责任一般由外资银行总行及其母国监管当局负责。改为子公司之后，外资的主要监管责任将由我国来承担。这样做可以加强对外资银行风险的控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另外，改为子公司制可以为中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外资银行不仅在税收上获得优待，而且其业务不受存贷比例和流动性比率的限制。它们虽然存款规模不大，但可以从母行或境外联行大量拆入或借入资金，贷给境内优质企业。这既是我国外债流入的主要通道之一，又是企业调整本外币资产负债结构的资金来源之一。将来外资银行如若取得增设网点、开办全面零售业务的资格，对其存贷比率等却不设置限制，对中资银行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3.“证券业开放应谨慎”

　　主持人：与银行、保险业的开放相比，中国证券业开放的步伐似乎更为谨慎，为什么？

　　柴青山：对证券业的开放更加慎重一些是有道理的：其一，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可兑换，与此相适应，证券业的开放也应该是逐步的。其二，中资证券机构目前的素质比较低，从某种程度上说机构本身的风险甚至大于商业银行。其三，在国内证券市场上，评估机构、会计事务所等市场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中介机构素质也比较差，有的甚至存在比较严重的诚信问题。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也良莠不齐，在有些公司身上不难见到上市目的不纯、内幕交易及关联交易不当等不健康的因素。其四，从泰国金融危机的经验看，股市开放的风险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比银行业开放相对要大一些。因此，中国证券业的当务之急恐怕不是加快开放，而是完善监管方式，并对证券公司及中介机构进行积极的整顿、整合和全面改革。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全面开放证券业，本国券商根本不是外资的对手。从红筹国企上市包销者的名单及香港市场的竞争格局可以看出，外资在资本市场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人才储备及资金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

　　主持人：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放证券市场后，本国券商已基本上被外国公司吞并。但也有人指出，英国证券业的开放并没有削弱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当时证券业的迅速开放，以英国本土券商的水平，伦敦在欧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很可能早已被取代。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柴青山：不能拿中国与英国进行简单的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而不是使上海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如果我们把香港当作中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把上海当作内地的金融中心，我们恐怕就不见得有再造一个“伦敦”或“香港”的急迫性。国际性金融中心不是那么好当的。曼谷在1989年之后也想成为另一个“香港”，结果在加速开放之后却迎来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风暴，而且迄今为止，它仍然未能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只要上海的定位不是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并把中资金融机构的改革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主持人：中国保险业是金融业中开放时间和开放进程最早的行业，但似乎外资的冲击非常有限，那么证券业和银行业有什么不同，很多担忧是否过度？

　　周道许：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我国保险业入世过渡期于2004年12月11日结束，进入全面对外开放阶段。入世以来，我们履行承诺，积极稳妥地扩大保险市场对外开放，陆续批准符合条件的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逐步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的限制。目前，除了外资在合资寿险公司中的股比不得超过50%、外资产险公司不得经营法定保险业务限制外，保险业已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总的来说，相对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的开放时间最早、过渡期最短、力度最大。

　　2005年，外资保险公司总保费收入341.19亿元，市场份额6.92%。外资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16.8亿元。市场份额为1.31%。外资寿险公司保费收入324.39亿元，市场份额为8.9%。从全国来看，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仍然很低。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整体偏低与机构网点较少紧密相关，机构网点健全的区域，外资保险公司发展也相对充分。以北京、上海等外资公司相对集中的区域保险市场来看，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上升很快。随着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机构布局的进一步推进，保险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张涛：我国保险业总体上发展历史短，开放起步较早，虽然仍处于初期培育阶段，但总的说来走的弯路少一些。相比之下，我国证券业虽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走了不少弯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券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2005年末，股市流通市值仅相当于GDP的9%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纽约股市的流通市值是美国GDP的115%，日本是75%。我国全部证券公司净资产总和尚不抵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高盛、瑞士信贷和雷曼兄弟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的净资产。总之，我国证券业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较大。银行业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成效显著。尤其是2003年以来，大型商业银行加快实施财务重组，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增强了市场服务能力和赢利能力。但与国际成熟经济体相比，差距也不小。2006年7月份《银行家》报告显示：我国前十大商业银行人均利润3.5万美元，平均资产收益率(ROA)0.84%，同国际前十大银行人均利润相差14.8万美元，平均资产收益率低40%，不良资产率则高出3.9个百分点。除了数字上的差距，公司治理、内部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差距也很明显。

　　4.健全性改革为首

　　主持人：金融开放要与金融监管相协调，例如外资金融机构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将使得目前国内的分业监管变得被动，为此中国监管机构或监管体制应该如何调整？

　　张涛：混业经营是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潮流。然而，中资金融机构在混业经营的风险控制和产品设计等方面目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方面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差距最大，也是最缺乏竞争力，因此也特别需要学习。就监管而言，混业监管的方式在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可以借鉴。例如变行业监管为功能性监管，或者暂时保留分业监管，在改善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机构的监管。

　　柴青山：现代银行就好像是金融超市。不仅外资银行有混业经营的需求，中资银行也在纷纷这样做。各监管部门顺应这一形势，加强相互间的协调，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首先，客户需求是多样化的。比如一个中产阶层的客户，除了存款外，他可能还会有按揭、外汇买卖、长期寿险、人身保险、股票或基金投资等多种需求。银行要服务好客户，就必须方便客户，为他们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其次，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的许多产品本来就是相通的。比如保险中的投资相连产品，就与资本市场相关，证券行业的清算业务本来就是银行业务中的一种。再次，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风险是连动的。例如，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品的股票，如果价格大幅下跌，就会使银行贷款素质变差；如果资本市场持续大幅下跌，就有可能出现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反过来，如果银行出事，也可能通过支付体系、授信关系及上市主体等蔓延至证券市场。最后，混业经营可以使银行发挥交叉销售的优势，提高网点收益率和客户回报率，并使收入来源多样化，避免过分依赖利息收入。

　　主持人：金融开放的过程当中，银行证券业的风险实际上和经济政策、外汇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改革政策密切相关。那么，中国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放松管制等改革应该如何配合？又如何避免发生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状况？

　　柴青山：要避免发生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应当做好如下几项工作：第一，妥善处理好金融业开放、金融自由化改革与金融健全性改革之间的关系，把后者放在优先处理的位置。第二，要合理引导企业和个人的汇率预期，避免升值预期一直挥之不去。同时，政府应在刺激内需、涉外政策调整及外汇管理上多下功夫，避免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避免各种热钱大进大出。第三，在资金大量流入的形势下，政府应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出现严重的泡沫现象，避免房租、工资等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以致削弱了产业竞争力。第四，政府应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强健中资金融机构的素质，扶持民族产业的成长，并通过地方财政收支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解决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和债务规模越积越大的问题。

　　张涛：好的宏观政策可以保持经济环境稳定持续，为市场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防范金融风险，除了宏观政策以外，微观基础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亚洲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因为一些国家货币兑换的改革过程太快、资本管制放松过猛，但究其深层原因，金融机构自身的严重缺陷，更是要害所在。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主要银行的严重不良资产问题；泰国财阀控制金融机构问题、股票和房地产投机交易问题；印尼主要金融机构的管理裙带关系问题，等等。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开放条件下，金融机构自身的不足，更容易成为境外游资的主要攻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