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调控平衡　理清优先序列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2008年工作要点》(下称“要点”)，《要点》提出的目标是，“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在寻找调控经济的最佳平衡点：既能达到防止通胀，同时也能保证经济增长。但问题是，这一双重目标制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边际替代关系，承认这种边际替代关系，就意味着要设定双重目标制中的优先目标，也意味着“两个目标绝对并重，都不能退让”的言辞是非常虚假和不切实际的。

　　我们认为，反通胀应该是最重要的目标。历史上很多事例证明，经济减速增长并不一定伴随着全民福利的下降(瑞典)，而高通胀无一例外产生对“贫贱者的货币剥削”(伊朗)，一旦持续下去很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事实上，对将“反通胀”设为宏观调控的最优先序列质疑的人们，往往以“反通胀”必然会采纳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将产生大规模的失业。这一论点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却很容易放大成一种狡辩的哲学。

　　坦率地说，中国至少在最近5年内采取的都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5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利用奥肯定律(加入回归计算)的原理进行估算，每年应该增长2000万个工作岗位，而实际上5年来中国的新增工作岗位是5100万，这意味着中国是“不吸纳就业型增长”。造成这一“不吸纳就业型增长”模式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重型化，资本密集型的项目大量上马，使得中国的投资爆发式增长，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应地“挤压”了劳动的报酬率和就业岗位。更令人担心的是，大量的新增货币首先被钢铁、石化以及房地产项目所“俘获”，形成类似于奥地利学派所描述的“通胀传导规则”，从上游(例如房地产和钢铁)传导到下游(食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上游端容易制造虚假就业，例如很多城市房地产建设，看上去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它是短暂性的，一旦工程完工，劳动力就立即失业。也就是说，通过过度宽松货币制造的就业很大一部分是不“靠谱”的。相反，这种从上游到下游的“通胀传导”会产生“下游破产效应”，因为在上游商品涨价的时候，下游无法提价，只好被动承受，导致利润率急剧下降。中国近年来大量小企业在上游的通胀传导中破产，城镇的自雇佣水平(例如个体户)急剧降低，原本可以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下游端实际上已经发生大量失业(高通胀其实比紧缩更能“消灭”就业)，使得下游产品(比如粮食和猪肉)变得稀缺，于是下游也获得“提价”的能力予以“反抗”，而这意味着高通胀的完全成形，CPI指标变得异常难看。

　　如果采用紧缩性的政策，对上游的权势企业和产业实施严厉的信贷控制和大规模的加息，并不一定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失业。在对上游实施严厉紧缩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等下游端的补贴，“有保有压”才能产生有效供应。例如，现在粮食种植意愿下降和存粮行为主要是来自于“通胀预期”，农户认为即使获得粮食补贴，扩大生产行为也是非理性的，原因很简单，农户会认为上游的农资和化肥价格会飙升得更快，在目前这个阶段，实施生产萎缩是一种最好的博弈方式。我们认为，决策层应该理解“通胀预期下的农户自保行为”，要通过紧缩政策削减上游产品的需求，使之产生“过剩下的廉价化”，这种结构性的严厉调整才是击退通胀预期的唯一武器，也就是说，控制CPI的关键是消灭PPI的涨幅，而不是物价控制。

　　另外，对上游采取“需求压缩”的做法比人民币升值更管用，因为中国的通胀被认为是“输入型通胀”(国际大宗商品飙升以及顺差)，用升值对付这种通胀是出口型的中小企业承受代价，而对付“输入型通胀”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输入”，上游端是“进口的大需求方”，压缩它们就是最好的对付通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