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2日上午，中国金融40人•青年论坛召开了第3期月度圆桌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财富与收入分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涛教授召集并主持了会议，《金融研究》编辑部主任张雪春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罗楚亮副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演讲内容分别为“初始财富格局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趋势”及“中国收入差距有多大？”。

CF40•青年论坛召集人何平、聂辉华、吴卫星、徐建国、张斌，青年学者陈斌开、冯时、葛玉好、华秀萍、金昉毅、贾彦东、况伟大、李卢霞、李佩珈、孙文凯、孙文莉、史宇鹏、王鹏、王孝松、徐建炜、张鹏飞、赵文哲、张颖、朱元倩参加了此次月度圆桌学术会议，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越来越低，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大势所趋，我国原先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只有正确分析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正确的政策，合理调整居民、政府和企业对国民可支配收入这个“大蛋糕”的分配格局，改变居民收入份额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才能真正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文献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格局上，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资本收入和生产税份额的上升分别提高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存在企业部门挤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的现象（李扬、殷剑峰[2007]，白重恩、钱震杰[2009]）。此外，李稻葵等（2009）指出，劳动要素收入在GDP中的份额都呈现出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国家，劳动份额占比较高，而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家劳动份额占比较低。我国目前仍处在跨国比较中的U型曲线的左边。因此，单纯不能通过提高劳动要素的收入来解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问题。

本文认为，影响收入分配的核心是初始财富[1]分配格局，而劳动力报酬并非影响我国近年收入分配的主因。我国渐进式的改革对各部门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的规则早已确定，因此，分析收入分配格局时，财富格局被给定；在苏联国家，国家财富在不到10年时间中被迅速重新分配，通过三次私有化，将财富主要从政府和国企手里转移到个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大量国民财富，其中大部分处于国家和政府的掌控下，这与苏联国家均分国民财富的做法不同，也跟西方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财富格局有异。1999年以来，随着住房市场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本性收益大大增加，政府拥有的财富——土地、资源和垄断性行业的国有资产收益开始显现，是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此消彼长的主要原因。

我们利用反映不同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财富收入的数据，以国家统计局修订过的1997—2007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为基础，将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利润计入资金流量表中未核算的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项目，对各部门可支配收入结构进行了三次数据调整，以期剖析财富效应的影响。首先，本文将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与支出相减，得到净利息收入，计入企业部门的财产性收入。其次，本文将土地出让金从企业收入中剥离，计入政府收入。第三，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有所有权，本文将国有企业利润视为政府的资本性收入。

数据调整对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本性收入中的比重影响显著，而且逐年增加。随着土地出让金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增加，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调整前后数据的差距由1个百分点迅速扩张到8.51个百分点。在部门资本性收入结构方面，在去除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后，1997年企业的资本性收入由调整前的55.28%降低至51.98%，降幅为3.3个百分点；2007年，降幅为25.16个百分点。1997年，土地出让金和国有企业利润的调整使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分别降低了0.32和0.68个百分点；2007年，两者的影响力分别增加到-1.86和-6.65个百分点。同期，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由12.1%下降至9.91%，而政府收入则由19.30%上升到32.57%。1997-2007年间，企业部门的资本性收入占比在调整前上升了10.91个百分点，而在调整后却下降了9.09个百分点。可见调整前企业部门资本性收入占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而非其它企业的收入增加。

以上数据分析显示，政府掌控了财富，政府部门从资本性收入中的获利远远超过了其他部门，国有财富给政府部门带来的收益使得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升比例超过了居民下降比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财富为政府带来的收益还将逐年增加。也就是说，存量资本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随着财富的市场化收益提高，必然带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

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就必须改变目前国有财富占比过高的分配格局。在收入初次分配阶段，应当从完善税收体制、开放垄断性行业等方面入手。

 

 

对于中国的收入差距，目前也有不同的估计结果。如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世界银行Ravallion和陈绍华曾经对城乡内部和全国基尼系数的估计以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对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城乡和全国基尼系数的估计等等。对于这些估计结果，有人认为高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也有人低估了收入差距。

最近王小鲁的报告指出了导致低估的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是抽样当中没有包括高收入人群，第二个是人们收入通常存在严重的低报，因为人们不愿意报告他们的灰色收入。为此他提出通过可靠的住户调查数据，利用恩格尔系数来匹配统计局公布的各收入组，从而得到各收入组真实的收入水平。但我们根据这一方法对住户数据进行的一些验证表明，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并且王小鲁数据的搜集方法比统计局没有太明显的改进，而且可能会导致一些新的偏差来源。根据王小鲁给出的分组收入，推算出的基尼系数的水平及其变化特征也是不合常理的。根据他的分组收入和相应的人口权重大致可以推算出2005年和2008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539和0.51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组收入数据，推算得到这两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2和0.33；这两年统计局公布的总体基尼系数大概是0.34、0.35左右。因此，根据分组收入推算的基尼系数比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估1-2个百分点左右。按照王小鲁调整后的分组收入所得到的基尼系数，比国家统计局高出了20个百分点，并且在2008年比2005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

如果把王小鲁所得到的分组收入按来源构成做分解，一部分是统计局收入，另一部分是灰色收入，而两个年份中统计局收入部分的基尼系数总体上没有变化，那么根据王小鲁推算的分组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只可能是由于灰色收入的分布特征发生了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变化。如果把王小鲁推算的分组收入与统计局分组收入之间的差额看作是灰色收入，则可以看到不同收入组中这部分灰色收入的增长特征是，最低收入组中的灰色收入增长了284.71%，而最高收入组只有7.53%，一些收入组中甚至是负增长。

按照王小鲁的推算，城镇平均收入比统计局上升了一倍，基尼系数上升了20个百分点。我们根据2007年的城乡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数据进行变换，使得收入均值和基尼系数满足这种变化特征，然后与农村数据合并，以此来推算全国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全国城镇和农村合并的基尼系数从0.47上升到了0.68以上。在UNDP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了2000-2010年期间各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大约27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最高的是纳米比亚，为0.743，其次为科摩洛为0.643，也就是说照此推算的中国基尼系数只比纳米比亚低一点。

在王小鲁的研究中，提出了现有住户数据中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对高收入人群的代表性不够，高收入人群要么不参与调查、要么低报收入。接下来我们将根据现有的数据基础，推算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究竟会有多大。

对于样本中没有被包括的高收入人群，我们采取了一些处理方式，希望能够弥补高收入人群的抽样偏差问题。我们的高收入人群数据来自两个部分。一是胡润和福布斯这两个富人榜。这两个榜单只给出了财富数量，我们假定按照5%的收益率将财富转换为收入。另一个来源是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取的是薪酬12万以上的人群。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我们按照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法人单位数量的1/3进行加权。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收入人群中，收入将服从帕累托分布。因此，我们也用帕累托分布来拟合这两个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分布，推算出高收入人群的理论基尼系数值为0.619。我们假定住户数据中年收入在12万以上的样本是不具有代表性的，12万以上的样本都以帕累托分布推算的结果来代替，我们的推算结果表明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人群数量为280万，平均收入为51万，在城镇人口中占0.47%，在全国人口中占0.21%。接下来利用基尼系数的人群组分解公式来推算总体人群的基尼系数。通过这种方式对基尼系数所造成的影响大体上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可支配收入定义，2007年城镇内部基尼系数为0.3364，如果以上述方式纠正样本中的高收入人群遗漏问题，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199；全国基尼系数（包括流动人口）也将从0.4705上升到0.524。因此，忽略高收入人群使得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被低估了8个百分点，全国基尼系数被低估了5个百分点。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省份和城乡之间的权重以及生活费用指数差异，城镇内部和全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26和0.4852。此外，对高收入人群的忽略还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根据2007年的住户数据，城镇内部收入最高10%人群所占收入份额为26%，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式加入高收入人群，这一份额将上升到36%；在全国人群中，收入最高10%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将从34%上升到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