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１３日，备受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和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同时，２１日尤努斯将抵达北京，参加“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并会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

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就来到中国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并会晤中国央行的重要人物，这显然在传递着重要的信号：中国乡村小额信贷正在寻求突破之路。

被称为“穷人银行家”的尤努斯以２７美元起家，打拼３０年后已将数百万孟加拉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中国与孟国的发展路向相反，孟国对于最贫穷一群的帮助方法正好供中国借鉴：中国农民走到城市打工，逐步脱贫，但没有能力到城市的一群，则陷于赤贫；孟国的外来投资很少，但他们的最底层受到的关注较中国的更多。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最让决策者头痛的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就首先要考虑农民腰包里有多少钱。过去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民多数难以有较多的资金积累，而要想实现脱贫致富，没钱空有力气也是不行的。

在城市中，富人们可以通过抵押贷款等方式，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里贷到款，而本身就身无分文、衣食尚且难保的穷人们要从传统的、追求利润的金融家们手中贷到钱，那似乎是天方夜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富翁们慷慨解囊，通过慈善方式资助贫困的农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个银行家通过小额贷款从穷人身上赚钱。

即便是目前在国内乡村中较为盛行的小额信贷，也多数给人不挣钱的感觉，更多的反倒像是无息贷款或政策支持，倘若收不回来也权当进行了扶贫工作。于是，我们就会注意到，除了政府指令的支持项目，许多商业银行觉得农村信贷难有回报，就纷纷将其业务从农村地区撤出，农村也就成为金融家们最不愿意涉及的领域了。但尤努斯在孟国农村的实践却打破了这样的预言。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贷款户从１９８３年成立之初的几万户，达到目前的６００多万户，２００５年其发放贷款８亿多美元，还款率高达９９％，盈利达１５２１万美元。

当然，我们显然不能一味责怪银行“嫌贫爱富”，获取利益是包括银行家在内的商界精英们的必然关注点，也是乡村银行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根本原因。管理成本较高使得大银行去偏远乡镇布点难有经营上的优势。而像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实行的小额信贷，则可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长期稳定的跟踪服务，既赢得农民们的信任，又获得农民长期生活的各类真实信息，从而让还款的风险性降到最低点。

同时，由于中国农民贷款缺乏可用于抵押的物品，而多数商业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对抵押、担保等条件要求很高，这也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难以长久生存的重要原因。尤努斯教授的乡村银行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在无需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为盈利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乡村银行将５至１０个贷款户划分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之间对贷款进行内部评估，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正是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机制替代了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乡村银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所以说，并非乡村就没有小额信贷的发展空间，也并非穷人就没有贷款的信誉和还款的可能。我们看到，尤努斯的银行每年为几百万人发放数亿美元的小额贷款，但并没有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商业化规律让这位带着慈善心态的乡村银行家获得了道德和物质的两重回报，也让乡村金融事业有了长久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中国也恰恰需要尤努斯这样的穷人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