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一个人一个世纪

                                 ——熊彼得及其租税国危机

                                                                         (整理人：陈琦然）

主持人（孙晋老师）：这次武汉大学法科成立80周年暨法学院成立20周年海峡两岸财经法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已经进行了两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家”——两位知名的法学家来跟大家做学术报告，昨天黄茂荣教授已经跟我们做了报告，今天即将为我们做学术报告的是葛克昌教授。我想其实不用介绍，很多同学也跟我一样拜读过葛克昌先生的著作和论文。葛克昌教授是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台湾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财税法专家，当然他的研究视野不局限于财税法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国家学与国家法》、《税法基本问题》、《所得税与宪法》等等，著作很多不一一列举。

今天，葛克昌先生带来的报告题为《一篇文章一个人一个世纪——熊彼得及其租税国危机》，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葛克昌教授为大家做学术报告，让我们认真聆听。

（掌声）

葛克昌：主持人，各位学弟学妹，今天很高兴到这里来跟大家讲《一篇文章一个人一个世纪》，当然一篇文章就是《租税国危机》，一个人就是熊彼得，这篇文章是1918年熊彼得在维也纳社会学协会的讲稿。

我们中国诗歌里面常有两种类型，一个是春里伤怀，一个是秋里伤感。意思是一个中壮年的男人常常在秋天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主要是看到树叶凋落，他自己事业未成，我是喜欢在秋天的时候读一下《租税国危机》，这次找不到德文原版，就看的英文的翻译版，看了之后好像觉得不太对劲，有些文字是不能翻译的，不过看了之后，还是觉得，那因为到了这个长江边，感触越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本来是回答前一年Goldenscheid《国家资本主义乎？国家社会主义乎？》。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晓得战争快要结束了，战争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战败，一种就是战胜，那么战败当然要赔款等，战胜也要战后的重建，他们都担心不管战胜战败（国家都没办应付战后重建的财务负担），Goldenscheid说我们传统的租税国家可能没办法应付战后重建的财务负担，于是他就认为国家必须要浴火重生，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从市场经济改成国家作为火车头来带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走向计划经济的道路。这篇文章非常有名，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各国都有一些议论未定，那么熊彼得就发表了《租税国危机》这篇文章来回应它。那么主要的，他是认为租税国家最后都会灭亡，但是不是现在，现代国家等于就是租税国家，以前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企业、集团，但是没有对国家来加以研究的，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就是最大的企业，它占的资源也是最丰富的，那么国家在经济活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租税国家”其实来讲不是熊彼得提出来的，而是Goldenscheid提出来的，只是熊彼得用了这个名称写《租税国危机》才广为世人所知。因为熊彼得这篇文章受到重视，几度排版重新出版的时候都附有Goldenscheid的这篇《国家资本主义乎？国家社会主义乎？》，于是Goldenscheid随着熊彼得这篇文章也名传千古，我们读《租税国危机》意犹未尽的时候也要顺便看一看《国家资本主义乎？国家社会主义乎？》

我刚从重庆开会回来，重庆西南大学的校长是研究历史的，他跟我谈历史里面财政扮演很大的角色，他特别跟我说我们有《盐铁论》这么很重要的一本书，讨论盐铁到底是要国营还是民营，有很大的争论，我就把这个《租税国危机》里面的内容讲给他听，刚开始没跟他说（是这篇文章），他说这个跟《盐铁论》差不多，争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他说“你怎么从这角度来理解《盐铁论》？”，我说“不是我的理解，是熊彼得的《租税国危机》”，后来他跟我约好他要开一个东西方的“盐铁论”的学术研讨会，他报告《盐铁论》，我报告熊彼得的《租税国危机》。

他（熊彼得）虽然反对Goldenscheid的理论，但他认为Goldenscheid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个人。他认为我们的历史必须要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才能真正的理解历史，对国家的观察要从预算来看，预算就是一个国家脱掉意识形态外衣的真正的骨架，研究历史、（研究）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要从它的财政中来看，怎么样应付财政危机最足以表示出他们民族的智慧。熊彼得说他是第一个用社会学来了解国家的人，换句话说什么是资本主义，就国家来讲，租税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因为一个国家在确立它基本体制的时候，比如说在宪法里面先要确立是公有财产制还是私有财产制，也就是说要确立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当然在计划经济中租税就不太重要，各位对这个比较了解，如果是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动产不动产都归国家所有，企业是国营国家企业，各位毕业之后也是由国家分配，那些异议分子、跟国家对抗的人可能就没有工作或得不到好工作，但是计划经济要有很多条件，比方说中央要有很多人才等；如果是采取私有经济的国家，就把动产不动产都归私人所有，所有权归私人，让他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让他保留一部分用以维持生活最低要求，维护人格尊严，最主要的是让他能够发展自己的人格，也就说依照他自己的偏好来处理这些财产，在他发展自己的人格的时候如果有所盈余，盈余部分就要分为公有和私有，公有部分就是说要分一部分给国家，即用税捐来分给国家，这种就叫做租税国家。少数国家不用租税的方法，用一些规费、收益费等这种提倡使用者付费的方法。租税国家主张量能课税，使用者付费的国家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各位研究生，最近好像学费提高了，那么这种高等教育学费就是规费国家的想法，认为谁受利益谁或者其家长就要付费。但是问题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有的利益不容易分归谁，第二个是究竟这种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是个人或者他的家庭受益（还是国家受益），是投资呢还是（别的），如果是投资，会想到成本效益，很多人想说这个不值得啊，念这么多年，而同学都已经工作了那么久并且已经升了什么（指升职），这个到底划算不划算啊？像欧洲那些国家就不一样，他们认为得利的人不是个人也不是他的家庭，而是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是整个国家知识水准的提升，既然主要是整个国家（受益），那学生以及他的家庭只是间接受益者，是一种反射利益，那么这样的话谁来负担呢？国家负担。国家负担就是纳税人负担，按照能力来负担，租税国家就是说能够按能力负担的就按能力来负担，有了租税国家的理念，就有人民经济上的自由，人民就取得营业自由，就是说各位毕业可以有很多的企业让你选择，这些企业你都不满意，你还可以自行创业，那么就有营业自由和职业自由。那么，市场经济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就是租税国家。

熊彼得写《租税国危机》的意思就是，他分析国家的形成，现代国家跟古代封建国家有什么不同，最主要就是封建国家后来为什么变成现代国家呢，形成现代国家最主要是因为财政的困难，财政困难的原因有王室花费太大，最主要是战争的原因。当人民不愿意为国王打仗的时候，就要雇佣兵，要付大量的军费，国王就认为杖不是为他一个人打的，军费要大家分摊，（臣子）也没有钱，于是就向人民抽税，谁有权向人民抽税呢，就是国家，慢慢的就形成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真正的用意就是要取得课税的权利，所以叫做租税国家，这是熊彼得的分析。但是他认为租税国家跟现代国家一起诞生，一起成长，跟以前的观念都不太一样，而租税国家最主要就是把生产工具归人民所有，让人民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就是要激发人民营利的欲望，创造更多的利润，从而国家分享他的（利润），抽取他的（利润）。那么战后要更多的经费的时候，更需要……他说这时候不但不能改为国家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改为国家社会主义，而要更加坚持租税国家，而要让人民把饼做大，然后国家抽的税更多，要激励人民来营利。文章最后说租税国家是会灭亡的，但是它的灭亡不是因为战争的需要，现在时候还未到，那什么时候会灭亡呢？他说灭亡是结构性的因素，是社会心理的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就是说当人民向国家需求越多，而不太愿意缴税的时候，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就是：各政党、各利益团体需要一些选票，这些选票怎么召唤出来呢，就是对某些特定的族群说国家还有哪些没有照顾到你们，还有哪些亏待你们，那么先要区分不同的族群，对于这些要求如果我执政一定要好好做到；那么要照顾的这些要求提出的越多，而如果他说我要加税，这个票还是不会投给他，那不加税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发行公债。发行公债不知节制，就是社会需求越多，发行公债越泛滥，当公债泛滥的时候就是租税国家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民主政治是有期限的政治，不管是行政权——内阁制或者是总统制，或者是立法权——国会，都是要定期改选，这是民主政治的第一课，定期改选就是它的权力是有限（期限）的，像台湾有“倒扁”运动，也有人说再忍耐忍耐，到2008年他（陈水扁）就不做了，这就是有定期制度。但是如果执政党知道下次改选我选不上了，怎么办呢？那至少再下一次我要能够东山再起，那怎么做呢？就是我现在大量发行公债，做一些建设，等你下一任的时候你只好去偿还公债，什么事也不能做，那么这个就是民主政治的不归路。租税国的危机，一个就是公债泛滥——将来会成为租税国家的危机，或者他（熊彼得）说租税国家的危机有时候也因为课税不知节制，他（熊彼得）认为每多增加一分税收，不要以为国库又增加了一分，其实是社会生产力削减了一分，因为国家就是浪费的同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财产归私人的时候才不会浪费，国家课征过渡的时候就会（浪费）。

他（熊彼得）在发表这些之前先说明Goldenscheid是头脑最清楚的欧洲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选择朋友不如选择敌人，像Goldenscheid就是有很好的敌人——熊彼得，让他也可以名垂千史。而且他（熊彼得）要攻击之前……有些人攻击别人是自己画个稻草人，去攻击它，根本戳不中要害，攻击别人的时候要先欣赏他的优点，他有很多缺点但先要补充完整，补充完整你再说出来有哪些不同的见解，才能让人家口服心服，而不是随便批判。所以虽然这篇文章是对Goldenscheid彻底的批判，但是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这些批判就好像他们友谊之间的葱姜蒜，增加他们的调味料。

那么，这个是熊彼得写的《租税国危机》。他写完这篇文章不久，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就做了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人家觉得他对国家的财政有深刻的认识，（为了应付）战后的危机请他做了财政部长。他晚年的时候到哈佛，要来的时候，哈佛就发了海报，前奥地利财政部长熊彼得来这里讲理论经济。但是说来可怜，他的财政部长是历史上最短的财政部长，不久他就不能适应，做了几个月他就下台了，更悲惨的在后头。他下台以后，大家就觉得于心不忍，为了给他一点补偿，让他做银行的行长，这个是不用做事的行长，（并且）有一个特权，他这个行长可以随便借钱而没有上限。熊彼得是研究经济学的，不过他当初念的是法学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他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就借了钱去投资，开始都赚钱，但是福祸相依，赚了这么多钱，他的钱也越借越多，那刚好遇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的——世界性的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一来他的生意就（受到影响），他就破产了。我们讲他早年的时候，他是1883年出生的，那么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现在是东欧的地方，那个时候是奥匈帝国。他出生没多久，4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是一个纺织厂的厂长，因此他后来写《企业家的精神》等等，有些人说就是写他父亲，但他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嫁给了大她20几岁的退休的陆军副总司令，让他能够读贵族学校，搬到都市里面，从小练拉丁文、希腊文，受古典文学的教育。他在30岁以前，可以说是年轻的时候认为一切看不在眼底，认为世界很容易，于是根据哈佛大学流传的版本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三个愿望：一个是做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做维也纳最潇洒的骑士，一个是做伟大的情人。当他60岁生日的时候，在哈佛几个年轻的讲师请他吃饭就问他这个传闻是否为真，他说——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批评一个人少年时候的荒唐生活时常常讲的——“少年一段荒唐事，只许家人独自知。就像如人饮水，我哪里只有这三个愿望，我其实有5个愿望，还要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个知识广博伟大的艺术鉴赏家”，其实他这些愿望大部分没有达成，有一部分有达成，大概只有经济学家和几个月的政治家有达成。他后来有说，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从小就认为一个人要过多彩多姿的生活，所以要各方面都能够健全发展，对于像骑马啦、爱情啦、科学、艺术……都要兼筹并顾，但是他老年的时候检讨说，“我一生的失败，都是因为我为了达成这些愿望，我偶尔的成功就是我没有按照这个计划去做”，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专心做一件事，注意力要集中，当我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就会成功，我的愿望越大、志向越大的时候往往就会失败”。他后来又东山再起，因为后来波兰大学又接纳他去当教授，在他破产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波兰大学接纳他去当教授），我们知道波兰大学是马克思的出生地，他在波兰大学待了十几年，他想转到柏林大学，结果柏林大学说他的私生活不佳，拒绝用他，他一生气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度过了他晚年的岁月。听说在那里也不太得意，因为他有一个“天敌”，“既生瑜，何生亮”，有一位凯恩斯是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者，学生都相信凯恩斯不相信熊彼得，而且觉得他的讲课听不太懂。不知什么原因，他郁郁寡欢，他也结了好几次婚，第一个（妻子）大他20岁，婚姻也不太幸福，大概几个月就（离婚了）；后来又娶了一个年轻他很多岁，大概是年轻他20多岁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当，她（指该妻子）大概从事的职业也不太正当，所以大家都反对，他不顾大家的反对（娶了她），他觉得也蛮幸福的，但是没多久生小孩的时候就死掉了，小孩也没了；一直到最后他晚年的时候才有个太太后来他死后帮他整理这些资料。不管怎么样，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蛮坎坷的。

但是他死后待遇不太一样。我们先说，在1954年的时候，德国有一个公法学者，叫做Fosthoff，他说所谓现代法治国家要成为社会国家，主要是以租税国家的形态来表现它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说法治国家就是要保障私有财产权，保障既得利益，社会国家是要打破社会的不平等，要重新塑造社会的正义，那么现代法治国家要成为社会国家，这两个必然要引起冲突，所以他说我们要成社会法治国家只有一个方法，要以租税国家的形态来表现它的功能，也就是说，一方面坚持法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利用累进税率，利用遗产税，利用社会政策目的的租税优惠，以及量能原则等等，来达成社会国家的目标，所以只有用租税国家的形态来表现它的功能。我们知道，社会福利的支出来源于租税，如果租税负担越不公平，那么社会福利的支出越多，这个社会就会怎么样啊？社会就更不公平，它的来源更不公平。很不巧的，两岸就是这个样子，社会的不公平越来越扩张，当然台湾现在经济慢慢停滞，大陆经济正在突飞猛进，但是共同点是社会的不平等日渐扩张，这扩张是什么？就是税法的不完善，这是谁的责任啊？当然是我们法律人的责任，因为我们法律人为了国家考试的关系从来不把税法看成是一个主要的科目，没有好好地去研究。

1977年，Isensee，波兰大学的教授，因为他在波兰大学，凯恩斯和马克思的影子都在那里，所以他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租税国作为宪法国体》。这个Isensee，我看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世界上哪有这么像拿破仑的，长得也是五短身材。他除了写这一篇，当然还有其很有名的如《补充原则作为国家的原则》，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讲。他说我们宪法的一些原则，像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等等，这些都是财政盲所解释的宪法，懂宪法不懂财政，懂财政的人不懂宪法，所以宪法这些建构的原则他说是没有什么用途的，他认为要注意到租税国原则。后来，1982年，他又说“财政危机”转为“经济危机”，最后成为“宪法危机”。70年代以后，熊彼得咸鱼翻身，因为各国都发现了公债发行泛滥，都发生了宪政的危机，大家就想到熊彼得讲的这个民主的不归路，因此就非常的钦佩他。到了2004年，大家又发觉课征过度会造成自由的流失、市场经济的破坏，于是又想到1918年的《租税国危机》早就讲过课征不能过度，早就讲过多收一分税，削减一分社会的生产力，后来人家越来越发现这个原则。所以宪法学者就重新检讨，Isensee、Goldenscheid这些文章现在都成为宪法理论的重要工具。

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就谈到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一些豪杰之士，最好能自己写一篇了不起的文章，即使没有，在年轻的时候也要读通一本经典的著作，然后在人生各种关卡的时候，回想这些著作就会给你人生很大的力量，可以让你头脑更清楚。很高兴来到这里认识大家，跟大家简单地介绍——当然不一定是这样的哦——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人，比方说我们中国也有，像《盐铁论》或者其他的像这样的文章，如果各位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读通它，对你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葛教授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葛教授通过介绍熊彼得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以及他的学术观点，实际上他诠释了法治国家的内涵——租税国家，同时通过熊彼得的人生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专注于一件事情，同时也鼓励大家敢于在年轻时候不怕权威，敢于否定权威，提出了一些对国家、对社会发展有利的见解。我们武大法学院的韩先生，就是最开始对庞德的观点提出批判，从而奠定了他一直到今天在我国法学界的地位。我们说《一个人一篇文章一个世纪》以及葛先生的学术观点对两岸的中国社会、对两岸的中国人以及对两岸的政府，在制度上、在社会举措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葛先生今天的讲座，不仅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受益，我想他的观点经过我们同学的发扬光大对我们大陆的社会更加和谐发展都是有意义的。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葛先生今天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

（掌声）

（括号中内容为整理人根据报告意思所加）